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沟通|有一种幸福叫文化快乐

2015-09-20 钱文忠 领导文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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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的幸福观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,那就是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开头的那句: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很多人把这句话绝对化、抽象化为:“幸福都是一样的,不幸各有不同。”

当今,确实有一种让人非常担忧的情况,我们的幸福观正呈现出一种僵化和单一的趋势,比如我们认为财富、地位是幸福与否的重要标准。我发现有些年轻人的幸福观也很狭隘,越来越单一,这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。

幸福应该是多样的。同时我想幸福的重要基础之一,实际上是一种和谐的观念。当年温家宝总理曾经公开发表过文章,说他那时去看望季羡林先生,季先生跟他讲,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两个概念:一个概念叫“天人合一”,第二个重要概念就是“和谐”。季先生讲的“和谐”包括三个层次,但是媒体只侧重讲了前两种。一是人和社会的和谐,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。季先生讲的最重要的第三点是人自身的和谐。你如果自身不和谐,怎么可能跟别人和谐?比如我看到一个人开的车比我好,我就很生气,然后我就要骂两句;我看到一个人的房子比我大,我也要骂两句;我看见崔永元、孟非的名气比我大得多,我看到他们就恨得要死。这就是人自身不和谐所造成的。

人自身的和谐既然如此重要,那它主要靠的是什么呢?我想,靠的是文明与教养。在人类历史上,文化和文明一般是同步的,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,就越有教养。在今天,文化和文明似乎没有必然的关系,教育和教养似乎也没有必然的关系。我们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越来越高,但是社会的文明程度却没有相应的提高。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准越来越高,博士、硕士、名牌大学的本科生比比皆是,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的教养水平不仅没有相应的提高,反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降低。一个没有文明和没有教养的人,以及由这些人组成的群体,是难以拥有真正的幸福的。

幸福有很多种,幸福是多元的,但我认为,有一种幸福是必须生活在一种文化的、文明的、有教养的快乐之中的。有时候我特别愿意从一些老人身上感受他们的幸福。我想举两位老人家的例子。一位是季羡林先生,他出生于1911年,清朝灭亡那一年。他从小经历战乱,他在留德期间,天天挨着盟军的炸弹,天天要躲炸弹,他虽然躲开了国内的抗日战争,却置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旋涡中心。另一位是钱学森先生,他20世纪30年代去了美国,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没有波及美国本土,但是钱学森先生曾以美国陆军上校的身份被派到德国去。


△ 季羡林

季先生出生在一个非常贫苦的家庭,他的亲叔叔中就有饿死和送人的,他的父母都不识字。当然钱学森先生有点不同,他的父亲是教育家,曾经担任过教育部的官员。他们两个人都曾历经苦难,都有过吃不饱的经历。季先生曾经一次吃下过一筐土豆再带十磅苹果。因为在二战期间,他一度没有东西吃。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人生都是幸福的。为什么他们的人生会那么幸福,我们难以想象。比如季先生,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,不对他批斗了,就把他安排在女生宿舍门口打铃,因为那时都是传呼电话,电话来了要说“几零几室、某某同学有客”,都这样叫的。季先生有一段时间就负责干这个。后来季先生告诉我,他那段时间居然感觉幸福。为什么?因为他终于可以每天偷偷地从家里抄两大张纸的梵文——古代印度史诗《罗摩衍那》,把它带到门口的值班室里,边喊电话的时候,他就边琢磨着怎么把它翻译出来。后来我们知道,《罗摩衍那》的汉译版是季先生独立完成的。

钱学森的幸福充满文化的快乐,跟季先生一样,他们完全没有物质上的那么多选择性,他们依仗着一种人文的滋养,一种文明的积淀,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人生。我们难以想象,一个大科学家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。大家可以去钱学森图书馆看看,他的儿子钱永刚先生把父亲所有的东西,包括与母亲蒋英的婚书都捐到了上海。钱先生的写字台是老式的,写字台的对面有一把非常小的椅子,我问钱永刚这椅子谁的?他说是母亲蒋英的。原来钱学森先生每天做完非常高精尖的绝密研究之后,就会坐到这个桌子前去剪报,蒋英就坐在那把小椅子上陪着丈夫,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有一天蒋英对钱永刚说:“你去陪陪你爸爸。”他说:“我跟他没什么好谈的,他是搞导弹的,又不好跟我谈。”蒋英说:“你爸爸会高兴的,陪他不一定要说话,你坐在那里就可以了。”钱永刚先生说:“我这才知道,快乐是可以很安静的,幸福是可以很宁静的,陪伴是可以不需要说话的。”


△ 钱学森

当一种生活真的有了幸福感以后,一件最普通的事情都会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感受。在钱学森晚年,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钱和奖金都捐了。香港有位爱国企业家颁发给他一个“杰出科学贡献奖”,奖金是五百万港币。钱学森先生那时住院了,就由蒋英代他去领。她临走前,钱学森先生笑着对旁边的工作人员和儿子说:“你看,你妈妈要去领奖了。”蒋英说:“是啊,我要去领奖了,一张证书和五百万元港币。”下面一句钱学森先生说的话是我听过的非常有教养,而且极其幽默的话。他指着蒋英说:“你看你看,她要‘钱’,我要‘蒋’(奖)”。

今天,在我们的国家正经历着快速的发展和转变的时候,在我们享受物质财富,享受着安宁和安全,享受着越来越多的自由的时候,我们也要有一个思想准备,我们会面临更多的疑惑和困境。而我们对幸福的标准不再也不应该再一致。幸福绝对不是一种,幸福绝对不等同于或者不仅仅等同于财富、地位、名誉等,请大家一定要记住,有一种幸福叫“文化快乐”。

(摘自《领导文萃》2013年7月上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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